本會日前參加過一個關於華文(中文)嘅學術工作坊,同各地研究華文嘅學者交流。當中有一啲資料同心得,希望公開同大家分享,令大家對普教中、語言同身份嘅議題,有更多參考。

三位主講者,分別為羅小茗博士、許寶強博士以及陳永杰博士。

羅小茗:普通話受到跨國資本階級嘅外來威脅

羅小茗博士係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員,佢認為喺中國大陸,就算如今「中国日渐強大」,中文嘅地位實際上仍然非常尷尬。佢引用中國境內發生嘅幾件同語言有關嘅事件:

1. 高考改制:因不滿社會過份重視英語,中文分數由150升到180,英文由150分降至100分;
2. 流行歌詞作小學教材:由流行歌成為小學中文教材引發「學校應否學習流力文化」嘅討論;
3. 北大靜園事件:一場由改建北大靜園引起社會對北大太過著重英文能力無視中文條件嘅網上爭論。

綜合佢嘅講法係,中國政府對於境內中文政策出現困境同自相矛盾,原因首先在於制度未能「定義」流行文化而將之直接納入,表現出制度嘅虛弱同混亂。制度混亂,係因為跨國資本階級利用市場同制度,創造並複製「在地勞動力」同「跨國資本階級」,其中語言亦成為階級複製工具,形成喺大家眼內嘅語言地位衝突,而一種能夠令流動自由受到剝奪之人民嘅傳統同承諾得到尊重嘅「世界主義教育」,將會係中文教育目標同活力嘅來源。在下唔能夠否認,喺現今滿街自由行,四成學校普教中嘅香港環境,喺一河之隔嘅中國大陸,中文(普通話)原來受到跨國資本階級嘅外來威脅,羅博士嘅睇法完全超出大家嘅想像。

 

許寶強:香港教學語言唔配合實際需要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博士嘅討論亦都係針對香港語文教育同國際化問題。不過許博士對國際化嘅批判,主要針對香港社會對國際化思維過於簡陋同主觀,而許博士嘅批判着墨最多之處,莫過於多年來香港語文教育制度對社會語言情感嘅壓抑。許博士嘅報告,按佢所講,仍舊非常初步,但係報告引用咗好多香港多年有關教學語言政策嘅文獻同數據,其中唔少仲係許博士喺自己同學生嘅親身經歷中收集返來。由報告中,可以一窺香港華人社會之內存在嘅語言情感矛盾–一方面有如許博士一樣對語言情感有非常強烈嘅覺醒同感召(所以佢回憶起求學時期入讀中文大學,身為香港人理所當然),但另一方面要無奈回應社會主觀而片面嘅「國際化」意識表像身不由己咁配合制度做咗好多同客觀上冇用嘅事(比如因為班內有唔少來自大陸嘅「國際生」,就要跟據指引用一種「國際語言」–英語–上課,令本地生同國際生嘅學習都打咗折扣)。喺回應自身情感同社會標準嘅矛盾之中,本土人就經常要為追逐圍繞主觀片面前設而立嘅目標力不從心咁完成一個又一個為「交功課」而完成嘅苦差中渡過佢哋嘅求學生涯,同時制度對失效嘅迴避(比如一個又一個得出無成果而又要為出現成果而「繼續進行」嘅普教中試驗),都反映香港教學語言(尤其是外語,包括英語同普通話)非但唔配合實際國際多元化嘅需要,對母語嘅壓抑亦為社會長期滋長大量負面情緒。教育制度唯有回應語言情感,唔再壓抑母語(廣東話),先可以挽救社會長期以來教育語言嘅尷尬情況。

 

陳永杰:語文政策成為國內國族身份認同及意識形態統戰工具

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陳永杰博士就嘗試用「國際化」論述以外嘅角度切入,解釋中港教育語言嘅問題。陳博士係中山大學學者,簡介報告時前提到佢學術主攻政治研究,語言文化唔係佢本行,但作為一個以廣東話為母語嘅廣州人,有感近年廣東話嘅語言空間越來越受到大力擠壓,希望都可以做。佢用政策研究嘅方法,分析國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語言政策對國內語言使用者嘅身份認同嘅影響。陳博士亦提到香港回歸對國內語言政策起咗一個非常重要嘅影響。

首先陳博士認真咁解釋國家語文嘅定義:因為中文包含咗書面語同口語,所以叫做「語文政策」而非「語言政策」。五四運動,出現「我手寫我口」嘅訴求,但係中文對應多種包括北方話吳語同廣東話等嘅漢方言,要「我手寫我口」同時又要書寫文法統一以達建構民族身份嘅作用,唯有由多種漢方言之間進行取捨,而哩個取捨嘅過程,係一個決定某種語言地位比其他語言高嘅政治決定,而非客觀科學嘅決定,所以坊間一啲人士以為粵語吳語閩語為普通話子系,絶對係自以為是穿鑿附會出來嘅醜陋誤會。

國家嘅語文政策,聲稱係只係為改善社會經濟交流而訂下嘅政策,要「消除方言產生的交際隔欬」,聽上來好有愛,好偉大。如果政策係照文字所聲稱咁進行,應該唔會令普通話以外嘅「漢方言」空間收窄。事實上,中央下令嘅政策,地方多數都會變本加厲,矯枉過正咁推行。就睇語文政策推廣,標語上多見「說文明語,講普通話」、「提高文化水平,學普通話」之類,將「普通話比其他語言更有值價」嘅觀點向全國大眾耳濡目染。仲然國家為咗維持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嘅型象,建國時已設立法律明言要保育嘅少數民族語言,亦都因為政府大力推普,遭到危害。講到哩到,陳博士提醒大家,粵語吳語閩語等漢方言不如少數民族語言般受到法律明文保障,喺實際社會語言功能地位比起少數民族語言仲低,所以如果受法律保護嘅少數民族語言都要面對推普嘅威脅,粵語哩類唔受保護嘅中國境內語言情況可想而知。

綜觀中國嘅政策推行手段,佢哋會為咗逹致成效,不惜暗啞底將普通話以外嘅漢方言視為「假想敵」,暗示佢哋係對普通話嘅一種威脅(例如喺香港就無中生有咗一個「要用粵語統一天下」嘅粵語魔俠)。換句說話,就係「唔講普通話就唔文明」,將其他語言置於同普通話對立嘅狀態,令大家對其他漢方言產生一種扭曲而主觀嘅厭惡感,等普通話可以坐正第一語言嘅地位。

 

中央政府急於要推動全國語言改造,背後主要涉及身份認同以及連帶嘅意識認同建構。陳博士引用幾個同類研究,對象分別喺香港、廣州及山東嘅大學生。研究以實證方法研究群體對語言使用者嘅觀感。多個研究,大致上就係觀察研究對象喺面對本土語言(香港、廣州:廣東話;山東:山東話)使用者同外語(普通話)使用者嘅評價:

一.香港長時間爭取中文(繁體字及廣東話)合法地位,回歸前冇受到推普或培養「愛國主義」嘅影響,香港本土身份認同比較高嘅學生,對有本地普通話使用者好感減少。

二.廣州由於受北京中央政府統治,普通話為官方語言,但廣東話暫仍被允準於地區公共廣播中使用。作為一個雙語區,普羅大眾會認為普通話係「上流語言」,廣東話格外親切,各有所長,各有所好。不過普通話強多年來喺廣州強勢擴張,15年後嘅2003年另一個同類研究發現廣州人對廣東話不再有感情偏好。

三. 山東人母語長時間被普通話取代,普通話使用者獲得較高評價,山東話反而被視為一種老土、鄉下嘅語言。

(可參考下列圖表)

 

綜合分析三個研究結果,發現某一地方使用語言之習慣,影響個體對語言之認同,繼而影響主觀偏好。

語文政策反映國家統一思維嘅意志。中央政府對地方語言加以整頓,只因語言使用習慣影響到身份認同,繼而影響意識形態統一。普通話作為中央官方語言,係官方機構(包括官辦媒體、公共設施中嘅廣播)宣傳中共路線嘅重要工具。推廣普通話,就係方便建立以北京為中心嘅文化認同價值。認同建立後,會對容易產生先入為主嘅感覺,方便官方向全國統一宣傳、強化人民對中央政府嘅服從。

由於廣州同香港仍然使用廣東話,陳博士認為地方語言活躍使地方人民對中央(以普通話宣傳嘅)政策產生一種天然嘅抽離感,廣州比起其他中國其他以普通話為主要語言嘅地方更敢於批判政府不當嘅施政,令中央感到中共管治嘅權威同合法性受到動搖。中央政府為咗「解決」問題,就從語言入手,由下一代人開始改變粵港兩地人嘅身份認同。佢亦觀察到,就算今日廣州嘅年青人仍然用廣東話,但係語匯習慣已經跟隨普通話嘅方法(比如動畫系列角色Optimus Prime,年青一代嘅廣州人通常會跟普通話譯法讀做「擎天柱」;球星「碧咸」亦讀作「貝克漢姆」),而更新嘅一代小朋友,甚至已對廣東話產生反感,令粵港兩地,甚至喺廣州土生嘅幾代人之間產生難以填補嘅文化鴻溝。

陳博士慨嘆中央政府刻意破壞兩地文化紐帶,同時做成普通話與地方語言之間嘅對立,亦都利用廣東話作為統戰工具,誘使香港人對回歸問題上有所鬆懈。佢提到,喺回歸前,中央政府大力展開全國推普工作,但係仍舊保留廣東省用廣東話,有可能就係利用廣州做一個賣版,等香港人覺得回歸冇咩大不了,一樣可以同大陸啲親戚用廣東話打牙較。不過香港而回歸之後,就開始利用輿論攻勢,要求國人承認廣東話從屬普通話嘅地位。另一方面,回歸之後,中共亦都進行咗好多政策上嘅部署,包括設立普通話堂,嘗試用普通話取代英文成為香港第二語言,之後再發動輿論攻勢,要求教育專業人員提出普通話優於廣東話嘅論點,繼而要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陳博士最後感言,喺「撐粵語」運動發生後,中國學者大多認為廣東話仍會存在,無須刻意捍衛;但外國學者嘅研究均對此表示唔樂觀:有人指中央政策難以逆轉,更有人直指普通話完全取代粵語指日可待,到時剩低嘅,就只有廣東腔嘅普通話。

港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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