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38 個民間團體趁著「反國民教育科運動」三週年，發表聯署聲明。聲明指出，三年前的反國教運動，雖然成功促使政府暫時擱置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計劃，但國民教育的陰霾，其實一直沒有離開校園，偏頗的愛國教育元素，更已滲透至整個教育系統。

單計今年，例子已是不勝枚舉。

例如，教育局四月出版的基本法教材，將中央和特區形容為「監督及被監督的關係」，內容偏重「一國」多於「兩制」，彷彿把《一國兩制白皮書》帶入校園，成為課程。

又例如，年初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提出以財政資助鼓勵香港學校和內地學校結盟成姊妹學校，又計劃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到內地交流一次，引來「洗腦交流團」的質疑。

少不了的，是建制中人對香港教育發表的連串「偉論」：羅范椒芬進言，香港教師在入職前要到內地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陳佐洱指香港教育亂象叢生，種出「苦瓜、毒豆」，直指青年要「補腦」，而香港教育局更應接受中央監督。

很明顯，三年過去，「國民教育科」是擱置了，但「國民教育」卻以各種形式在校園各處，縈迴不散。

其中一個最受爭議的話題，毫無疑問是「普教中」。

今年四月，教育局長吳克儉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稱，截至 12/13 學年，全港已有 70% 小學及 37 % 中學在個別班級或全校推行普教中；而教育局呈交委員會的文件更寫明，「『普教中』是中國語文課程的遠程目標」，引起議員及民間團體一同抗議。

為何異議？最主要的原因，竟也在該文件裡找到。

事實上，學者對於應否推行「普教中」仍持有不同意見。他們未能達成共識是因為「普教中」的成效受太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教師流暢地運用普通話的能力、學校的語言環境、學生的社交圈子及家庭的用語等。故此，學校也會因應自己的情況，彈性地以粵語及／或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 立法會CB(4)748/14-15(01) 號文件，頁 4

問題很明顯：對於「普教中」的成效（尤其是它能否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本地學者根本未有共識，那為何政府要堅持將「普教中」列為中文科的遠程目標？就如民主黨何俊仁於當日會議後所言：「未有（研究）數據，先訂目標，係咪本末倒置？」

這一點，恐怕連教育局自己也無從否認。2014年初，該局就曾在網頁稱，「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實話實說的這段文字，後來卻被刪去。

刪不去的是另一個事實：現時全港有七成小學、四成中學實行的「普教中」，未必如許多人所想那般，對提升中文水平有所幫助。

在反國教運動三周年、國民教育死灰復燃的當下，「普教中」議題絕對值得我們關心。因此，《立場新聞》推出最新專題，透過學術論文及學者訪問，探討「普教中」的教學成效 — 在教育局、學校以至家長對「普教中」趨之若鶩的當下，身為執行者的前線老師們對「普教中」有什麼看法？「普教中」如何影響課堂的傳意和溝通，繼而影響教學效果？說好普通話，是否就能寫好和讀好中文？

這些問題在宏大的「普教中」議題內，或許只算是一鱗半爪；但從中我們最少可以窺見，實施「普教中」的種種問題，以至勾勒出問題的真正核心：既然「普教中」漏洞多多，政府又為何急於推行，以致全港已有七成小學、四成中學參與其中？

當然，答案已是不言而喻。